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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人，没有慈悲之心。所以远离“哭穷”的人，也是变相的保护了自己的安全。朋友是五伦之外的一种人际关系，它的好处，在于可以自由选择。走心的朋友才可深交，装穷的朋友，能远离就远离吧，因为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买单。
网上有一段子，读起来还挺哲理的：别哭穷，没人会白给你钱和怜悯；别喊累，没人能一直帮你分担；别流泪，大多数人不在乎你的悲哀。
或许刚开始哭穷，愿意亲近你的人会给你钱和怜悯，但一般到最后都是绝望的离开。哭穷的人始终有穷的理由，把压力挂在嘴上，无非是自己不想努力就能换来舒坦。
三个女人一台戏，宋太平知道以石茗烟的阅历，再讲上几个小时都没有丝毫难度，但现在已经临近上班时间了，只得再次拿出一节手机梦工场的培训课程，来结束这漫长的聊天：
在过去的几年中，新药研发临床医生注意到一个趋势：越来越少新的止痛药物能通过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这是测试药物有效性的黄金准则。在这些试验中，不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真正的药物，谁服用的是安慰剂药物。在试验结束时，研究人员则会将两组试验结果进行比对。如果实际服用药物的人比服用安慰剂的人表现出显著改善，则表示这是值得开的处方药。
当研究人员开始仔细研究止痛药物的临床试验时，他们发现在11年前，平均有27％的患者（只针对艾玛国患者）报告说相比于辅助剂，新的药物能减轻疼痛。而到了4年前，这个数字只有9％。
麦吉尔大学的疼痛学研究学者 Jeffrey Mogil 解释道，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药物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辅助剂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辅助剂效应的增长趋势不仅出现在止痛药物上，在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研究方面也显示同样在增长。
辅助剂，源自于拉丁语“我会好起来”的意思。在 Mogil 看来，辅助剂效应是所有科学中最有趣的现象，因为它刚好处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分界面上，并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药物广告、与医疗服务人员间的互动、再有临床试验的长度等等都可以产生影响安慰剂效应。
在过去的15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非常详尽地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例如他们发现糖丸的作用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奇怪、也更有用。对辅助剂的研究也让我们对一些如针灸和灵气一类的另类疗法产生新的理解。并且之后也可能因为安慰剂效应而减少处方止痛药的剂量，来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目前肆虐艾玛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1]。
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认为，既然发现我们不能将药物从辅助剂效应中分离开，为何不将其用于帮助我们呢？
辅助剂效应是一系列的复合心理现象。信念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安慰剂。
上千年来，医生、护理人员和治疗师就早已知道安慰性治疗法。艾玛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曾经对辅助剂的作用感到惊奇，他在1807年写道：“我曾经认识的一位最成功的医生对我说，他给病人使用过的用面包、带颜色的水、山核桃粉粉末做成的‘药’比其他所有药物加在一起都要多……这是一个多么善意的欺骗啊。”
现如今的辅助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欺骗了。
作为世界领先的辅助剂专家之一，哈佛大学的 Ted Kaptchuk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介绍，辅助剂效应的研究是关于“寻找医学中通常不被注意的是什么：当我们依靠好的药物和程序时，我们经常忘记的那些无形的东西。而安慰剂效应就是围绕在医药周围的一切，其中包括细微如仪式和医患关系这样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了解安慰剂。
当人们刚去看医生或刚开始进行临床试验时，他们的症状大多特别糟糕。但在疾病的自然进程中，病情的症状有可能自动好转。例如，在抑郁症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在没有药物或安慰剂的情况下自动逐渐变好。换句话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治疗的辅助剂。糖丸和辅助剂都可以改变病人报告症状的方式。
患者可能希望在治疗过程中好转，所以他们会改变焦点。他们会加重注意变好的迹象，而忽略变差的迹象。（相关地有霍桑效应：当知道自己成为了观察对象时，我们会改变自身的行为。）但辅助剂效应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偏差。
辅助剂效应是我们通过因果关系学习的东西。当我们服用药物时，它让我们的症状变好，这种变好会成为我们在服用安慰剂时可以重新回顾和重建的记忆。
马里兰大学的医师和研究员Luana Colloca 就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比如她将研究参与者连接到一台电击机，当每次输出的是强点击时，她会在参与者正能看到的屏幕上闪红光；如果电机是轻微的，她会闪绿光。到试验接近尾声时，只要参与者看到的是绿光，他们也只会感到轻微的痛苦，即使设置的电机强度是最高级别。因此说，我们可以从环境中获得关于如何应对疼痛和药物的线索。
研究还表明，对于一些不需要做手术的病症，医生做一些只切切口，但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的“假手术”时，起到的效应比服药更强。一项有关手术辅助剂的系统评估发现，假手术一次能给病情带来75％的改善，并发现特别是对那些治疗目的是为了减轻疼痛的手术，真手术和假手术的结果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除了有辅助剂效应，还有反辅助剂效应，它是一种让人感到病情恶化的负面期望。比如说，一些研究人员就将现在市场对于无麸质（谷蛋白）食品的流行归结于反安慰剂效应。因为很多人对麸质食品产生了负面印象，认为吃麸质会使他们感到不适，即使它们在生理上对麸质食物根本不存在任何过敏性。
Colloca 已经进行过许多安慰剂研究，比如在几天之内，患者需要用药物来应对疼痛或治疗帕金森症状，然后某一天，她会偷偷把病人的药换成辅助剂，再然后你会发现，患者仍能感觉到治疗效果。
在药物被换成辅助剂的那天，安慰剂会像真正的药物一样触发大脑中类似的反应。Colloca 说：“你可以看到在大脑中与慢性疼痛和慢性精神疾病有关的位置，会像系统中有药物一样反应。”例如，Colloca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的大脑中的单个神经元能对辅助剂真实的作出反应，就像它们服用的就是真正的抗帕金森药物一样。
大脑可以学会将药物服用与缓解疼痛相结合，并在大脑中服用药物时产生相同化学物质。
这是什么情况？实际上，这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的例子，对狗来说，铃声与食物被联系在一起，听到铃声就会产生唾液分泌。我们的大脑学会了将服药与缓解症状联系在一起，并开始通过大脑化学物质来启动这种缓解。
不过，这种药理学层面的安慰剂调理只在大脑自身可以自然发生这种药物对大脑的作用才有效。Miller 说：“我们能缓解疼痛，是因为有内源性疼痛缓解机制。”止痛药能激活大脑中的阿片样物质系统，服用一种我们认为是止痛药的药剂也能激活这一系统，只是程度较小。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辅助剂效应的力量可能会超出大脑。
研究人员使用调味饮料来调节对安慰剂的免疫反应。
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持续几天服用了一种带甜味的饮料和含有免疫抑制的药物。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药物会在其中一个试用日内被替换成安慰剂。但他们的身体仍会显示免疫反应的降低，因为身体已经学会了将甜味饮料与白细胞介素，一种免疫系统中关键的蛋白质的减少产生关联，而白细胞介素可以在大脑以外的许多细胞中产生。
Colloca 说这些结果表明“我们在讨论的辅助剂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生物学现象。”
当研究的参与者看到其他患者在安慰剂治疗过程中得到缓解时（如在上述的电击实验中），他们在连接到电机器时所具有的安慰剂效应会更大。
哈佛大学的 Ted Kaptchuk 和同事进行了一项实验，来观察通常比如温暖与同情心这样的无形的特质，是否有助于让患者感觉更好。
在这项实验中，260名患有肠道易激综合征的参与者被分为三组。一组接受了一名医生的“辅助剂针灸”，但医生会花额外的时间询问患者的生活和困境。他们会参与者难过说类似“我明白肠道易激综合征对你能造成多大的痛苦”的话。第二组参与者从一个将交谈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医生那里得到“安慰性针灸”。第三组则仅被列入接受治疗的候补名单中。
肠道易激综合症是一种非常难以被治疗的问题，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会伴随使人衰竭的胃部痉挛，而且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也不确定诱发这种疾病的潜在的生物学原因。
结果显示，温暖友善的针灸师能够让患者症状得到更多地缓解。诸如温暖、同情、相互交流的持续时间以及正面期望的沟通等因素可能显着影响临床效果。
这可能是辅助剂里被了解得最少的一部分：它靠的不仅仅是关于药物，还关于服用药物时所在的环境。它与给你药物的人是谁、你们间的仪式和相处关系有关。
科学家似乎已经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安慰剂能在大脑中释放阿片类物质。从临床医学的结果看来，医生也发现患者通过服用安慰剂病情得到确实好转的案例有很多。但安慰剂也并非真的万能，它们似乎更对那些处于生理和心理间模糊边界的症状发挥强效的作用。
因此，医学界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是否应该将安慰剂与主流医学结合。Colloca 认为安慰剂在针对一些慢性疼痛疾病上所能发挥的有力效果，能大大减轻患者的痛苦，并且降低他们受到阿片类药物所带来强烈副作用。但也有类似 Miller 这样的研究者认为，将辅助剂纳入正式处方药还为时过早，毕竟目前的研究大多都是短期、并且研究对象多为健康的参与者，辅助剂在真实患者身上能发挥的作用还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并且，研究者还发现，辅助剂不仅能模仿药物的治疗作用，还能模仿药物的副作用，因此关于安慰剂我们仍存有许多未知疑问。
辅助剂的研究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情绪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在乐观的情绪下，即便生了一场大病也会很快痊愈；反之，长时间处在焦虑、愤怒、压抑、消极的情绪之下，再健康的身体，也会凭空出现癌变细胞。心理情绪和人体控制机制如何联系反映的，对我们依旧是未知的神秘领域，但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个结果，就不能再犯这种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